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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若守旧,实求维新的大师——钱穆逝世17周年纪念专辑

发布者: 钱子墨 | 发布时间: 2014-11-17 18:00| 查看数: 1656| 评论数: 11|帖子模式

每若守旧,实求维新的大师——钱穆逝世17周年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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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的今天,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逝世,享年96岁。钱穆1949年只身离开大陆,晚年定居台湾,1992年归葬于苏州太湖之滨。发个专辑以资纪念。

钱穆是中外闻名的学术大师,少时家贫,靠自学而成一代宗师。他一生出过六十多部书。晚年失明后,仍然靠口述出书,向世人传递所学所思;九十二岁时,还在为研究生授课,真可谓是读书人的楷模。

有人说,钱穆是“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还有人说,钱穆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国学大师”。是否如此,各位自行判断。我只说说我的感觉:他的书我读过十几部,越读越感到自己读书之少,越心生对真正的大师的钦敬之情。因此,为他做个专辑,一直在我的计划之中。今天终于到了放出这个专辑的时候。

本专辑题名为“每若守旧,实求维新的大师”,是取自钱穆的一句话:“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和陈寅恪一样,钱穆的一生,既想吸收西方文化,又不肯放弃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试图从传统中开新局,因此一生都陷于中西文化之争的困境中。联想到近些年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争,可知我们直到今日,仍未跳出这个困局。

钱穆有一个著名的侄子,叫钱伟长,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著名的及门弟子,叫余英时,这个大家就更熟悉。钱与余,既是师生,又情同父子。明天,我会发一个余英时的专辑,从中可以约略看出师徒二人的学术传承,以及相异之处。

顺便说一句,北大著名的未名湖,就是由钱穆先生命名的。




钱 穆 先 生 传 略

钱穆先生自宾四,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自幼天资聪颖,刻学苦读,十八岁出任乡村小学教师。三十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言,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民国二十六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为先生讲授史学之始。民国三十八年先生赴港创办新亚书院。四十四年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之邀,在该校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五十六年秋,先生与夫人返国定居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五十七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五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民国七十九年,钱先生迁出素书楼,是年八月卒于台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岁。八十一年,夫人奉先生灵骨,归葬太湖之滨。

最新评论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2:15
钱穆先生小传


郭齐勇 编撰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祖父治五经和《史记》。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16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乡里称淑德。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1910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1912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1914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是书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著作。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诂》,才自知孤陋,于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1917年秋,钱穆完婚。1918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1919年秋天,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1927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1928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1929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1930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1931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北方学风浓厚,教授之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后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1933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通史课后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2:36
相对于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1933年秋得以完稿,1935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向来难以考徵,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陈寅恪推崇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1937年5月,钱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在北大上课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书批评近代学者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学术的渊源上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学,指出清代汉学诸家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顾、黄、王开清代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论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主旨,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过去学者论清代学术,只强调考证,钱穆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讲授此课,借此而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杨树达先生盛赞此书为“佳书”,肯定作者“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

抗战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人文荟萃,钱穆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冯友兰、陈寅恪、吴宓、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吴承仕、陈垣、孟森、马衡、傅斯年、萧公权、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闻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达、吴其昌、贺昌群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数十人。而顾、汤、蒙与钱交谊最笃。这些学人各有所长,世局虽艰,而均能埋首著书,学业有成。在此期间,钱穆常去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为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他先后购书五万册,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变后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北大文学院迁至南岳。10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经广州、长沙抵南岳。钱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岳市图书馆读宋明诸家集。一度钱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冯友兰把《新理学》书稿送钱穆审读、批评。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陈梦家曾选读钱穆通史课,力促通史教科书正式出版,以应时代、青年之需。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钱穆则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后移居寺中,撰著《国史大纲》。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迁来昆明后又两度讲授。每周四、六晚间开讲,二百余座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来自校内外的学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盛况又过北平时代。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加上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擅长讲演天才,感染力强,故讲者听者易引起共鸣,极一时之盛。

钱穆于1939年暑假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当时规定,书籍著作要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钱穆这类书,要经审查并依指示修改后呈请再审查,才能付梓。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才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是书引论被学林推重为“近世大文章”。引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但必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与前景必来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一意据他人之说,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全书八编四十六章,共五十余万言,以民族文化意识贯通全书。其章节标题点醒各时代特征及变化,充溢着历史智慧与创识。“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文治政府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以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各章最为精卓。钱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鞭辟入里,由小到大,由点到线到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且对别人不经意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史学精神。钱穆的许多论断都有重大启发性,能使读者举一反三。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后,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在此过程中,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文化亦不断融和统一。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1939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10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1941年3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是书于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可惜原稿于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 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当时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文章,除《导论》诸篇外,其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以宋明理学为多。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方面的一个新转变。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时,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1943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氏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是秋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后,病情加重,遵医嘱休养。此时他静心读《朱子语类》,后移居灌县灵岩山寺,读《指月录》。研读之后,他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有了较深体悟。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钱穆东归故里,闭门著书。曾被邀请去常熟作演讲。是年10月应邀前往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又兼云南大学课务。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此时钱穆在省立图书馆研读宋、元、明诸禅师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1948年春,钱氏东返,应无锡富商荣家创办之江南大学聘,任文学院院长。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为二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穆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荟萃前人旧说,并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3:41
1949年春假,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广州,他们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龙乡黄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在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张其昀先期赴台,谢幼伟等继续筹办学校,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钱穆为院长。后因谢幼伟因事赴南洋,崔书琴去台,乃邀唐君毅与张丕介共同效力。亚洲书院于1949年10月开学,夜间上课。1950年秋改建新亚书院,校址迁到九龙深水 桂林街,日间上课。书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后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钱、唐、张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钱、唐、张外,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有的纯尽义务,不取报酬。学校经费原靠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的经济实力有限。为筹经费,1950年冬钱穆去台北,受到蒋中正接见,蒋嘱其“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在台湾期间,钱穆曾到各校及机关演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等,后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扩充而成。1951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为学界所重视。同年4月16日,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刚刚讲完,屋顶水泥塌落,钱先生受伤,头破昏迷,幸能康复。

新亚书院以其文化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一批高质量人才,引起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并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1952-1953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lvy)主动资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卢定(Harry 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 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拨地兴工。新亚在创校六年后始有自建校舍。1955年春,获哈佛燕京社资助,有专款购置图书,建大型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钱先生办学旨在弘扬中国文化,虽获美国多方资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港府在香港大学1955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1956年春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大,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1960年初,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1963年10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为办新亚,钱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此时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1)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3:54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2)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 ,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3) 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 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5)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三版, 第86页。

(2)严耕望:《钱穆传》,载台湾《国史拟传》第5辑, 第310-311页。本文多处采用了严先生的《钱穆传》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特向严先生致谢。除严先生论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据是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7月第1版。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版。

(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

(5)除注(2)所说明外,本文还参考了如下论著: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载《钱穆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8册,台湾牧童出版社1978年版;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4:06
錢穆賓四先生 行誼述略


嚴耕望先生作             一九六一年十月新亞學報第十六卷





錢先生江蘇無錫人。諱穆,字賓四:原諱恩鑅,民國元年更名。以清光緒二十一年(一***五)陰曆六月初九日(陽曆七月三十日)出生,世居縣東南四十里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蕩口鎮西五里。先生世代書香。曾祖繡屏公,國學生,祖鞠如公治五經、史記,極精勤。父季臣公諱承沛,幼有神童之譽,雙目炯炯有光輝,習詩賦,入泮第一;但自此絕意功名。為人仗義直言,不以個人私利介懷,故為族人鄉里所尊,凡有爭端,得公一言為決,教子有方,委婉不責,任其自悟。惜與鞠如公皆以英年早逝。先生天賦聰悟,目如季臣公。能強記,少習古文,朗讀三過即能背誦。尤愛小說,年九歲,父執以三國演義相試,隨章回,不失一字,且攜摩人物個性身份作表演,傳為美談。  

 



先生七歲入私塾,十歲入蕩口鎮私果私育小學,肆業四年。體育教師錢伯圭先生,鄉里之望,實乃革命黨人,以民族思想相啟導,先生民族意識特濃,實萌芽於此。又讀蔣方震所譯修學篇,書中選錄西歐不經學校正規教育而自學成名者數十人,述其苦學情事,對於先生後來治學,影響亦巨。 

高班教師華紫翔先生授各體古文,與魏晉南北朝諸短賦。顧子重先生通中西,又精歷史輿地之學。其他諸師亦多鄉里宿儒,舊學基礎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課文,經史子集無所不有。先生晚年仍自謂治學蹊徑,實由果育諸師啟之。

 

先生十二歲喪父,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仰本族懷海義莊撫卹生。明年,與長兄聲一先生投考常州府中學金。先生肆業府中三年餘,深得監督(如今校長)屠孝寬元博先生之愛護,而治學則受呂思勉誠之先生影響最大。誠之先生為校中最年輕教師,任歷史與地理兩課,時有鴻議創論,同學爭相推敬,而對於先生深為獎掖。先生成名後,仍常與誠之先生作學術切磋,互相欣賞,互有補益。余曾為文,推崇兩位先生與陳寅恪、陳援庵先生同為前輩史學四大家。核實論定,應無異議。(此處所謂前輩,以余曾及睹其風采,或讀其書時,其人尚健在者為限。)

 

宣統二年冬,先生因故退學,偶見譚嗣同<仁學>一書,讀之大喜,即私去長辮。明年春,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五年級,每晨聞環城軍號胡笳聲,復心儀陸軍學生之壯肅步態,常思出山海關,與日俄對壘。是年秋,升讀六年級,適會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致輟學。讀先生<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兩書,雖然中學教育尚未受畢,但幼年在家與中小學七年餘,受父祖慈母與諸良師之教益殊多,立己處人處事以及治學艮基與方法,乃至娛樂興趣,一切皆植基於此一時期之優良環境。尤可歎異者,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無怪明清時代中國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時代雖然經濟環境極為困難,但天資敏慧,意志堅定,而稟性好強,在如此優良精神環境中,耳濡目染,心靈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將來發展,自不可量!三兼創辦人奏仲立先生乃績學之士,文理兼長,崖岸自高,藏書豐富,但不輕示人;驚於先生才思不群,終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獲讀奏家藏書,始得嚴復諸譯者,得益匪淺。民國二年,先生轉入鴻模小學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先生雖已輟學任教,但常以未能進讀大學為憾。其時北京大學招生廣告,考生須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入學後則以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易名<中國古代史>)為教本,先生即日勤讀此兩書,尤喜章氏書,對於後來治學趨向,有深遠影響。

 

民國三年夏,無錫縣創立六所高等小學,梅村槙一所為第四高小,設校於泰伯廟,( 縣東南三十里。)邀先生任教。先生就讀常州中學時,染有抽煙習慣,及到梅村,課文有勸戒煙一篇,因念自己抽煙,何以教誨諸生,遂決心戒除,數十年不犯;直到江南大學任文學院長,會議頻繁,甚感無聊,始再抽煙作消遣。先生每悟一事,即身體力行,此為一例。又如讀曾文正公家書,教人讀書,必自首至尾,通讀全文,遂即遵行,數十年不懈,複如讀一本衛生書,謂人之不壽,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親長多不之年,可為殷鑑,遂痛下決心,力求日常生活規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時,至老不衰。

 

先生為學善模仿,善變化,喜新知,勇創見,而能悉心追求,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如此種種,均在任教小學時代表現無遺。如授<論語>課,適讀<馬氏文通>,文通論字法,即仿其例論句法,成<論語文解>一書,為先生第一部著作。又如讀<墨子>,開卷即覺有錯字,愈讀愈疑,遂奮筆逐條列出,加以改正,成讀墨闔解一稿。但念<墨子>乃名著,傳世已久,此類錯誤當早有學人指出。試翻辭源,知有孫詒讓<墨子閒詁>一書,急求讀之,凡先生所疑,閒詁皆已指出,並有詳確證據,讀書精博,歎為觀止,乃自知孤陋幼稚,有如初生嬰兒之對八十老翁,相去太遠。自此始遊情於清代校勘考據訓詁之學,力求精進。 

 

民國八年秋,先生改任后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時年二十六。先生在高小任高班教師多年,適會美國杜威博士來華,講教育哲學,先生讀其講辭,深感興趣,但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大異,故欲改入初級小學,得與幼童接觸,作一番實驗;再者當時學人提倡白話文,初小教科書已全改為白話文體,先生極欲親自察看白話文體對於幼童初學之利弊得失。因此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毛遂自薦,擔任小學校長,俾能親自體察究竟如何?先生到任,教師連自己僅三人,每事相商;乃別出心裁,改變教學法,務使課程規章生活化,學生生活課程規章化,以其兩方面融為一體。因此廢除體操唱歌課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體操歌唱,全體師生參加,成為學校全體活動。後加國語,亦採同一方式。又廢除體罰,而隨事誘導。作文課,常帶學生到校外,隨事指導學生觀察討論,自由發揮,只如一種生活。如此種種新實驗,獲得各方面之滿意與贊許。施之勉先生任廈門集美學校教務長,曾讀先生文,深為推許。

 

民國十一年秋,推薦先生任高中部與師竹軋部三級畢業班國文教師,此為先生任教中學之始。到學,與之勉先生一見如故,至老不衰,次日開課,首講曹操述志令。此文僅見於<三國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載讀者都末重視。先生指出此文顯示漢末建安時代,古今文體一文變。諸生聞之,大為欽服。今讀曹文,果然。先生治學,慧眼獨具,此為又一事例。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4:18
民國十二年秋,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資深教席錢基博子泉先生推薦先生到同校任教。學校舊例,國文教師隨班遞升,從一年級至此班四年級畢業,王回任一年級。國文一科外,每年必兼開一課,第一年文字學,第二年論語,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國學概論,教者各自編撰講義。先生第一年文字學,講文書大義,未付印。第二第三年,分別編撰論語要略、孟子要畈;第四年編撰國學概論,後亦續成完稿;並前在梅村無錫縣四高小所編論語文解,共四稿,為先生正式著作之始。

 

民國十六年秋,轉入江蘇省立蘇州中學,任最高班國文教師,兼班主任,亦為全校國文課主任教席。本校為前青紫陽書院舊址,藏書甚豐,校園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廟、南園遺址,均在近地,先生課暇,徜徉田野間,較梅林泰伯廟外散步,尤勝百倍。先生在蘇中時代,課外研究工戶主要者為撰述<先秦諸子繫年>。四川蒙文通先生,前曾讀先生先秦諸家論禮與法一講詞,以為與其師說相近,來長信討論,此時到南京,聽歐陽竟無講佛學。一日來蘇州相訪,同遊靈巖山數日,付仰湖天,暢談今古。蒙先生便中披覽諸子擊年,以為體大思精,極為欣賞。其時蘇州顧頡剛先生,由廣州中山大學轉赴北平燕京大學任教,路過蘇州,留家小息。一日由東吳大學陳天一先生相偕來訪,此為兩位先生相交之始。顧先生讀繫年,謂先生宜到大學教歷史,不當久在中學教國文,遂向中山大學推薦,繼彼後任。不,久中山大學來電致聘,但蘇中校長汪懋祖典存先生曰,先生到大學任教乃遲早事,我明年亦將離校,先生能否再留一年,因此不果到廣州。民國十九年秋,顧先生又推薦先生到燕京大學任教,時年三十六。先生既不能到中山大學,頡剛先生促為<燕京學報>撰文。先生前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心有所疑,遂撰<劉向歆父子年譜>,辨康說之非。頡剛先生正主講康有為,先生此文不啻與顧諍議,但顧先生絕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薦到同校任教。此種胸懷殊為難得,故先生每提起此事,總歎頡剛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先生到校,任大一大二兩班國文。課餘多暇,就諸子繫年續加增補,並作通表,並作通表,付商務刊行。大學規模大,先生開始意識到職業與私人生活大不相同,當於職業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學任教,推當一意努力學業,傳之諸生,不宜過問他事,遂決意此後不擔負任何行政責任,庶能使職業與生活不相衝突。但終感教會學校環境,不易適應,故一年即辭職。



 民國二十年夏,先生在蘇州,得北京大學聘書,及到北平,清華亦請兼課。先生云此殆皆出頡剛先生預為安排者。後又為情面所迫,在燕大興師範大學兼課。先生任教北大歷史系是為先生講授歷史課程之始。第一年開課三門,中國上古史與秦漢史皆為學校指定必修課;另一選修課由先生自定為近三百年學術史。其後撰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商務刊行。中國上古史本多可爭議處,當時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講學自由,歷史系除先生所開上古史為必修課之外,別開八門選修課,由各教授分別講授,但意趣各異。故先生謂,「 當時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場 」,足見當時上古史學之盛。不僅上古史如此,其他課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講義稿,發到講義室,校胥外人人可向講義室預定,往往教者尚未講,但講義已流傳校外,眾相討論。當時北方學術空氣如此濃厚,殊非今日所能想像! 

 

次年先生選修課,改為中國政治制度史。但歷史系負責人,以為今已民主時代,此前中國君主專制,不必再講,是以歷史系學生無一人選課。但去學院院長周炳霖先生以為政治系同學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國政治,遂有政治系全班學生選聽此課。稍後歷史系同學多來旁聽,乃知中國君主專制政治,亦有可討論者。其後刊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即為此課程講義之簡編。其後中國通史為部定課程,但北大由多人分時化講授,先生謂,多人講授,彼此不相通貫,失去通史意義。

 

民國二十二年秋,學校請先生一人獨任此課,並特置一助教。先生認為通史必須於一年內,自古至今,一氣講授完畢,絕不可有首無尾,有失通史課程之精神。因此開課第一年,集中全副精神,為此課作準備,務期章節間彼此相關,上下相顧,俾學生對於中國歷史能有一貫而全面概括性瞭解。先生寓所距太廟不遠,廟側古木參天,散佈於大草坪中,景色幽靜。草坪有茶座,但遊客甚稀。通中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課前一日,先生例到草坪茶座,擇幽靜處,斟酌講稿,一年講畢,幸能不失初志。通史為文學院新生必修課,但高年級與其他學院、其他學校學生旁聽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當時北平人文薈萃,先生在北平首尾八年,交遊益廣,除顧頡剛、胡適之、蒙文通,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傳斯年、湯用彤、陳寅恪、周炳霖等三四十人,時相切磋。此諸學術界友人皆學有專長,世局雖艱,而安和埋首,著述有成。當時北方學術界可謂鼎盛。又其時北平如一書海,書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極富。先生得暇,常至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平生一大快事,學校薪金,除菜米外,盡耗於此,凡得五萬餘冊,內有不少秘笈。七七事變,無力遷藏,遂致散落。

 

當時北平學術界既人才鼎盛,藏書又極豐富,故學術著作真如雨後春筍,專業性刊物如食貨、禹頁等亦愈出愈厚,呈現一副蓬勃氣象,稍假時日,中國學術界必有一番新風貌出現。但日本侵逼不已,戰端遂開,北平學術聲光頓意。八年抗戰,雖能疆土重光,但學壇元氣大傷,光采無存,至今未復,可為一歎!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5:56
先生稟性愛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間,遍遊近郊名勝。又曾四次遠遊。第一次民國二十二年,與北大諸生結伴,暢遊濟南大明湖、曲簞孔林,與泰山諸勝。第二次,與清華師生結伴遊大同,觀雲岡石刻,西至歸綏、包頭。第三次,一人獨遊,至武漢,登黃鶴樓,參觀武漢大學。乘江輪至九江,遊廬山諸勝,湯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嶺,盤桓甚久;復乘江輪回無錫鄉間小住。第四次民國二十六年春,復與清華師生,同遊開封、洛陽、西安三都諸古蹟。歸途遊華山,由蒼龍嶺,扺一線天,歷登諸峰。華山險峻,為諸嶽之最,緬想韓昌黎遊此,不能下山故事。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先生與同事結伴南行,由海道至香港,經廣州至長沙,復南行至南嶽文學院臨時院址,遍遊諸勝蹟。學校旋遷昆明,先生結隊經桂林,水路下陽朔,沿途風景最勝。復經廣西南部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復南至蒙自,以就文學院。同事陳夢家先生前曾選讀先生課,此時常相過從,力促先生撰寫通史教科書,以應時代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動,<國史大綱>之撰述,實由夢家先生促成之。其時文學院復遷昆明,遂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別墅,極清靜,後移上寺,更清幽。寺中一人獨居,集中精神,期一年完成。其間曾由滇人李埏先生伴遊路南石林、石孔洞、大瀑布。石林者,遍山石筍嶙峋。尤奇者,山前有廣闊青蔥草坪,巨石平地拔起,高聳雲霄,有如春筍,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為天下一奇觀。學校課程排在星期四五六晚間,每星期四午後乘車到昆明上課,星期日清晨返山寺,故每週得四天半之間暇,不交一言,靜思著筆,幸能於一年內畢功。先生云「回思當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先生在北平講授中國通史四年,及來昆明復講兩年,每星期四晚間開講,校外旁聽者爭坐滿室,先生上講壇,須登學生課桌,踏桌而過。蓋時在九一八、七七事變後,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先生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講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懷熱烈,並又正當壯年,精力充沛,詞鋒所扇,動人心絃,故諸生折服,爭相聽受,極一時之盛。六年講授既畢,<國史大綱>亦已成書,先生遂亦離挍,東歸待母。 

 

民國二十八年夏,先生經香港、上海歸蘇州,深望慈母,故夫人亦率子女自北平來會,遂擇居耦園幽僻地,除間中至上海晤誠之先生外,杜門不出。生活多暇,每日上午習英文,閱讀一部美國學人所著世界史,雖無所成,但得益不淺。下午至晚間,選述<史記地名考>。此書雖僅為一部工具書,但編排組合,別具心裁,與一般工具書迥別。先生著述總與尋常不同,於此可見。 

 

先生離開昆明之前,顧頡剛先生向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在遷徙成都之齊魯大學成廿國學研究所,邀先生同往開辦。先生東歸在即,受其聘,但請假一年,二十九年夏,始到成都履任。齊魯大學在成都南郊華西壩,研究所則在北郊崇義稿賴家花園,距城三十餘里,地靜書富,深為愜意。會武漢大學歷史系諸生,感師資陣容不強,請學校邀約先生與呂思勉誠之先生等來校任教,校長王星拱撫五先生俯納諸生陳情,通函接洽,先生僅許講學一個月。 

 

民國三十年三月到嘉定踐約,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與秦漢史兩課;並到岷江對岸凌雲大佛左側烏尤寺復性書院,講中國史上政治問題。書院為馬一孚先生所創,專講理學佛性,不與武大師生往來,而邀先生講演,且不避政治史論題,殊為意外。其時<國史大綱>剛出版。此書多具創見,只觀其章節標題,點出每個時代之動態及其特徵,已見才思橫溢,向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氣沉沉者可比。尤極難能可貴者,往往能以數語,籠括一代大局。如論春秋戰國大勢云:「 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此數語切中事機,精悍絕倫。吾人可伸而論之,前世如商之滅夏,周之滅商,後世如北魏南牧,遼金侵宋,清之滅明,結果影響皆可作如此觀。在此進展中,華夏文化疆域逐次擴大,終形成疆土一統、文化一統廣土眾民大國局面。其他勝義紛陳,不能盡列。而<引論>一篇,陳寅恪先生謂為近世一篇文文章。陳先生為文雖在專業,但具通識,宜有此論!

 

先生前在北平與昆明講通史,本已哄動一時。此刻抗戰正在艱苦階段,此書刊出,寓涵民族意識特為強烈,復在重慶等地親作多次講演,一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中心論旨,淚勵民族感情,振奮軍民士氣,故群情向往,聲譽益隆,遍及軍政社會各階層,非復僅為黌宇講壇一學人。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賴家院僻處鄉野田疇間,竹樹小溪環之,為讀書佳境,研究員、助理員十餘人,各自鑽研,每星期六舉行講論會一次,每月出外旅行一天。講論會分組輪流,每次由一位研究員兩位助理員講演或報告,然後共同討論。其時余亦來所從先生問學,深感最得益處,乃在講後聽先生論評其是非得失,或作補充。往往諸生提出具體豐富之資料,得出正確結論,但不能伸論此項結論之意義;經先生加以發揮闡明,乃見此項結論意義重大。如此教示,真如畫龍點睛,乃見生動靈活,啟發諸生能於深入研究得出結論後,站在堅強材料基礎上,作籠照全局之凌空發揮,以顯現論著之光輝性。在此期間,先生先後到重慶中央訓練團,或遵義浙江大學等地講學歸來,即埋頭讀書寫作,先後完成<清儒學案>與<中國文化史導論>等書。學案係教育部奉蔣中正先生之命,特請先生編撰者,惜原稿在教部復員途中,墜落江流,僅存序自。

 

 民國三十二年秋,齊魯研究所停辦,先生轉在華西大學任教,兼四川大學教席。得暇遊灌縣青城山,居靈岩山寺,西至老人村,乃唐宋以來一處世外桃源,村民數百家,年逾百歲者常十餘人。先生在四川數年,竟以講學繁忙,未及遊峨眉,經三峽、創閣、秦嶺棧道諸勝境,每以為平生之憾!抗戰勝利後,先生以時事方擾,暫時不欲遽返京滬平津繁華地。民國三十五年,滇人于忠義創辦五華書院,邀先生任教。念戰後昆明環境寧靜,欣然應之,後亦兼雲南大學教席。先後居翠湖與公園唐繼堯舊宅。授課以中國思想史為主,閱讀以禪師與新道教為主,此為先生治學之又一趨向。其時在偶然機會中得識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劇,一舉一動,皆深具功失,妙得神情,先生自謂,每聽一次,即多得一次領悟,為滇行一大奇遇。先生多年胃病,不能根治。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鄉食,先生以為然。 

 

民國三十六年,無錫榮家創辦江南大學,屢次邀約任教,三十七年春,遂東返。時唐加毅先生亦在校,為兩位先生論交之始。校舍新建,在縣西門外太湖之濱山坡上,風景極佳,常雇小舟,盪漾湖中,幽閒無極,成<湖上閒思錄>一書。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尤為近代莊子研究之突出著作。民國三十八年春,先生與君毅先生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之聘,旋隨校遷香港。前在廣州,與張其昀、謝幼偉、崔書琴諸先生有約,在香港辦一學校。先生到港後,該校已定名亞洲文商學院,內定先生為院長,並已自教育司立案。先生自以不能粵語與英語,甚感為難,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強應承,並邀請唐君毅與新知張丕介兩位先生共同效力。

 

學校以民國三十八年十用開學,夜間上課,學生六十人。明年秋,別創辦自校,名新亞書院,申請立案為香港當時唯一私立不牟利學校,請趙冰先生為董事長。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責,在九龍桂林街頂得新樓三楹為校舍。初期同事僅君毅、丕介等少數人,旋有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海等亦來任教,或純盡義務,為當時國內學人來港者之一薈萃地,故亦特為香港教育司所重視。學生來源多為大陸流亡青年,約近百人,多得免費。學校課程之外,又設公開學術講座,每週末晚七時舉行,校外來聽講者,常七八十人。學校初期經費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並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希望獲得支援,遂有民國三十九年冬台北之行。承各相關機構邀宴,垂詣校政,先總統 蔣公邀晤餐敘,由總統府每月先撥出三千港元支持學校經費。事定,應邀到台灣中南部各學校及陸海兩軍校講演;北歸,又在師範學院連續四次講演,題為文化學大義;在國防部總政治部連續七次講演,題為中國歷史精神;而<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整理而成。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6:20
民國四十年秋,為現代基本知識叢書撰成<中國思想史>。是年冬復到台北,明年春承何應欽將軍邀約,在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作連續五次講演,題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講稿,增補再講之,後出書,甚為海內外學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應朱家驊先生之邀,為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作一次例行講演,借淡江文理學院新建驚聲堂為講壇。講詞方畢,屋頂水泥大塊墜落,聽講者立法委員柴春霖重傷不治,先生頭頂亦破,但未深入腦部,幸能康復,時年五十八。 

 

民國四十二年夏,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住任盧定先生來香港,受雅禮協會之託,擬在香港或台灣、新加坡覓一學校或醫院,提供補助發展。首約先生晤談。盧一一詢問,先生就辦學宗旨與情形,一一直率相告,遂定議協助。但先生提出一項先決默契,雅禮只可派人駐校聯絡,絕不能過問校政,盧氏亦同意。遂每年協助二萬五千美元為經常費;乃具函辭謝總統府贈款。

 

民國四十三年夏,先生又到台北,應蔣經國先生邀約,在救國團作連續四次講演,題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明年秋,又應教育部之邀,率領訪問團到日本作報聘訪問,所至以東京、京都、奈良三地為主。在京都、東京大學作公開講演,深感日本上下對於前次侵華戰爭並無懺悔意,而日本社會則在大變化中,左傾趨向尤堪警愓。其後定居台北,復兩度到日本韓國訪問,獲讀不少韓國理學家書,歸來有所述作。

 

 民國四十三年秋,新亞在嘉林邊道增租新舍,兩處上課。旋復由盧定先生洽得福特基金會捐款為新亞建校舍,擇址農圃道,由港府撥地興建,四十五年落成。新亞之創辦以儒家教育理想為宗,旨故校內懸掛孔子畫像。其時雅禮協會代表建議,並掛耶穌基督像,先生以為新亞非教會學校,此項意見有違當初協議,斷然否決。先是亞洲協會艾維先生與新亞久有聯繫,新亞獲雅禮之協助頗賴其促成。不久艾維又與先生協議,在太子逆租樓,籌辦研究所,培養學術專才,但艾維先生不久即離任。

 

至民國四十四年春,哈佛賴謝夫先生來喜林邊道相訪,定議協助研究所支付獎學金、圖書費,並出版學報。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開辦,兩年畢業,成績優良者留所為助理研究員,有至十年以上者。又四十三年,哈佛燕京學社來函,請新亞選派年青教師到哈佛訪問,但無年齡適當人選。明年又有來函,遂推薦研究生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應徵,是為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第一人。其後新亞學生遠赴美歐日本遊學任職者,不勝縷列。當時香港興辦私立書院七八所,獨先生所辦新亞得美國雅禮哈佛多方面作財力支持,深為香港政府所注意,遂於民國四十四年港大畢業典禮中頒贈先生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尊重。

 

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與胡美琦女士締結良緣。夫人為江西大家,先就讀廈門大學,隨家避難來港,曾在新亞求學一年。後至台灣,任職台中師範圖書館。先生在台講演受傷,赴台中休養,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漸建立感情,旋就讀台北師範大學,四十三年畢業,亦來香港,復得日常相見,終結連理。新亞創校以文史哲為基礎,及得芏國各方面協款穩定發展。四十六年二月,首創藝術專修科,發展為藝術系,又組國樂團作課外活動。先生自幼重視藝術,此亦為一項理想之實踐。四十九年復得雅禮代表羅維德協勵,成立理學院。新亞創辦獲美國多方面協助,美國各教會又支持創辦崇基書院,繼而亞洲協會出資集合當時其化五所私立書院,成立聯合書院,三校皆由美國協助興辦,香港政府乃有集合三校創辦一所公立大學之議。新亞同人多持異見,先生以為新亞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難民就學機會,今時局已定,為學生前途著想,應交付港府負責,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辦學與研讀已難兼顧,當量才性,漸能擺脫行政工作。參加大學之議遂定。

 

民國四十八年秋,耶魯大學函邀在其東方研究系講學半年。先生乃邀請前教育部次長吳俊升士選先生為副校長,代主校務。港府以吳先生為國民政府前任官員,黨政色彩濃厚,諸多顧慮,經先生堅持爭議,終獲港督特別批准。學校主持有人,先生乃於明年正月,經日本到美國踐約,授課兩門,美加學生四人,而華人在耶魯任職者乃有十餘人,由李由意先生翻譯,故能暢所欲言。課外多暇,一方面補讀英文,一方面續寫<論語新解>。學期結束,耶魯特頒贈名譽博士學位,校長請李田意先生在典禮中,以華語作介紹,據云耶魯典禮中未曾有此先例。先生在美國半年,先後到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芝加哥,在哈佛東方學研究所、砍倫比亞丁龍講座、中美文化協會、芝加哥大學講演,復由芝加哥繞經大峽谷,到舊金山、西雅圖,折返芝加哥水牛城,遊尼加拉大瀑布,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復返美到紐約,中途作千島遊,再由妞約到英國,踐半年前之約。富爾敦爵士邀至其家,討論香港創辦新大學事,為校長是否用華人,數度爭持,最後定議入華人為之。後乃遍遊倫敦諸名勝,深感英國人極為保守,而社會閒逸,與美國迥異。再轉巴黎,又感法國民風閒逸之情,又勝於英。會學校有事,函促速歸,乃急轉羅馬回港,擇居沙田西林寺後山。其時富爾敦又來港,議校名,先生主張不如逕名中文大學,眾無異議。大學成立,先生即辭新亞校長職,時為民國五十三年夏。

 



自辦亞洲文商至此,前後十六年,先生自謂為平生最忙碌時期。董事會定議,先休假一年,明年離職。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灣兩月,寓所為一小樓房,環境幽靜,尤勝沙田。擬定退休後生活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案>。五十四年夏,南洋大學商請任校長,馬來亞大學遊請講學,先生不欲再涉行政,遂應馬來亞之聘;但不勝南國濕氣,胃病復發,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舊址。其時香港難民潮驟起,乃於五十六年十月遷居台北。承先總統蔣公禮遇,公費建築庭園小樓,背山臨溪,署榜素書樓。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第三進素書堂側,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微中國文史學界同異學派之結合,尤具重大意義。鄉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費,專心撰寫<朱子新學案>,前後七年成書。自謂不卸新亞校政,絕不能成此專著。學案既成,遂應張曉峰先生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課,台灣大專師生多人旁聽,成<中國史學名著>與<雙溪獨語>兩書。復應蔣復聰先生之約任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得每日到院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續有選述。其他著述有<孔子傳>與<理學六家詩鈔>等書。先生不能寫詩,但受誦詩,以為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亦為人生一大樂趣。旋自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分時代為八冊,為先生平生有關中國思想論著作一結集,但<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等仍各獨立為書。
钱子墨 发表于 2014-11-17 18:06:32
民國六十六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劇作,幾不治。明年春病漸癒,但兩已不識人,不見字。會新亞創設錢穆講座,堅邀先生為第一次講演人,情不能卻,講題為從中國歷史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大化,凡六講,為時三適。又明年,新亞創校三十年紀念,先生年八十五,復來香港,首先熱心協助新亞之耶魯盧定先生亦來港赴會,兩人回今前塵,感慨不已! 

 

民國六十九年、七十年,復兩度來港,獲與留居大陸三子拙、行、遜,易輝,及長姪偉長先後相見。三十餘年海天違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七十三年七月,先生復來港,在港門人為先生慶祝九十壽辰,大陸子女與嫡孫亦得來會。其時先生精神仍甚健旺。七十八年,新亞創校四十週年,先生以九五高齡,仍能到港參加紀念會,於新亞、於先生個人,皆為一大可欣喜事,但先生健康已如前!

 

 民國七十五年,先生九十二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故總統蔣經國先生念先生學林泰斗,民之碩望,特禮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表國家尊學崇德之忱。今年五月遷寓台北市城內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勞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時,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閱讀漸感困難,八十四歲兩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筆千言,字甚工整,論文數竹字,常只改數字,即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見字,但展紙落筆,亦只偶有一兩字重疊,故仍能撰文,惟不能親筆改訂,必賴夫人誦讀,再指示增補。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述不輟,最後出書乃名<晚學盲言>,雖云自謙,亦是紀實。先生壯年時代,雖體魄強健,但為傳統書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戰其間,輾轉後方,無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發,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軌道。夫人篤受情深,加又心向學術,以為維護先生健康,即為學術盡一分神聖責任,故於先生起居飲食,精心照顧;意趣情懷,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舊新友生,同聲歸美。最近數年,先生腦力大衰,時或失去記憶,且不能進食,夫人千慮百計,尋醫進藥,期能延年於萬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終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許,安祥中一暝不視。魁斗星沈,士林震悼! 



 民國六十三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遊,寓黎山、武陵農場等地,選成<八十憶雙親>,後又撰<師友雜憶>。讀此兩書,先生幼年環境與一生行誼,歷歷在目。雖終一生只為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舌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此又非並世學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謂學林一異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歷研究。

 

綜觀先生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派古文,後始漸趨向學術研究,壯年以後乃集中向史學方面發展,故史學艮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再就先生治學途徑發展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會與經濟,惟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道統超越政統。 

 



 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偉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礡,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比倫。直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先生問學,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湧,能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大多實有理據,並非恣意想像之說。惟先生天份太高,所提論點,往往如天馬行空,讀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論點,多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讀先生書,不論能否領受,皆能獲得一些啟示,淚發讀者別開蹊徑,不致執著,拘守成說,不能發揮。此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論點之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項頁獻,殊為難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齡謝世,亦標識前一輩史學界之落幕。先生雖已作古但遺留述作極為豐富,供今後學入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六日初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刊新亞生活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兩號,旋增訂再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增補,呈錢師母審閱,六月八日最後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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